村东头的老槐树又抽了新芽,枝叶婆娑地罩着窄窄的巷子，巷子西首是张家，东首是李家，两家做了三十年的邻居，炊烟常在各自的院墙上打个照面，鸡鸣犬吠也总在同一个时辰响起。
事情的起头,是一枝新长的梧桐。
两年前春天,张家儿子要娶媳妇，翻修老屋时把院墙往外挪了一拃，那一拃不多，刚好让巷子窄了半分，李家的三轮车拐弯时，总要贴着墙根慢慢蹭过去，李家媳妇心里不痛快，先是在墙根下种了一排丝瓜，藤蔓顺着新墙往上爬，像是无声的抗议，张家见了，也不言语，只在墙内搭了个葡萄架，正对着丝瓜的方向。
一来二去,巷子里的空气就有些沉。
麦收前后,李家收麦子，三轮车满载着麦袋，拐弯时刮了张家新刷的墙皮，张家媳妇出来理论，声音有些高；李家儿子从车上跳下来，说“早说了这墙碍事”，话赶话，就翻起了陈年旧账——张家说李家雨水檐冲了他们家山墙，李家说张家盖房时多占了滴水，越说越急，张家老汉抄起铁锨要平墙，李家人也围了上来，若不是村会计路过拦住，那天怕是要见红。
事情闹到村委会,双方都梗着脖子，说“这墙必须拆”，说“寸土不能让”，村里调解了两回，越调解越僵，眼看要到法院打官司去。
那天是镇司法所的老陈来的,老陈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手里提着个旧公文包，他没进村委会，先去了巷子。
正是傍晚炊烟起时,巷子里有孩子追逐打闹，一个五六岁的娃娃跑得太急，在张家新墙边磕了一下，张家媳妇正端着碗出来，赶紧扔了碗去扶，抬头看见李家的老太太也正从门里出来，手里拿着一瓶红花油。
老陈在巷子里站了很久,看着张家墙上晒的玉米，李家门口挂的辣椒，看着两家人进进出出，都没说话，直到天擦黑，他才慢悠悠地开口，说：“这条巷子，还是我修的呢——二十年前，你们两家一起帮我抬过水泥板。”
一句话,空气突然静了。
后来的调解是在张家院子里,一张小桌，几把矮凳，两家人分坐两边，谁都不看谁，老陈不急着说法律，先讲古，说清朝时候，桐城有户姓张的人家修宅院，为了院墙和邻居起了争执，家人写信给在京城做官的张英，张英回信说：“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张家遂拆墙让了三尺，邻居见了，也退让三尺，从此有了“六尺巷”。
故事讲完,老陈顿了顿，说：“古人能为三尺墙让出六尺宽，你们呢？一个要娶儿媳妇，一个要过日子，非要把巷子堵死才罢休？”
李家媳妇低头搓着衣角,张家老汉闷头抽烟，老陈又说：“我今天量了，按老宅基图，张家这墙确实多占了十五公分，但李家雨水檐冲山墙，也是老问题，法律上的事，我懂，宅基地使用权受保护，但邻里相邻权也受保护——说白了，远亲不如近邻，法院能判墙，判不了人心。”
他打开公文包,里面没有文件，只有一壶茶，倒了两碗，一碗给张家，一碗给李家。
“喝着茶，咱们说个实在法子，墙不用全拆，往回收八公分，不挡路，不伤人；雨水檐改个方向，用管子接下来，也不冲墙，丝瓜架和葡萄架，都留着——巷子窄了，秧蔓搭一起，明年夏天还能聊天乘凉。”
院子里很静,只有茶碗里冒出的热气，张家儿子先开口：“叔，八公分就八公分，我们拆。”李家儿子愣了下，跟着说：“滴水我们改，用管子接。”
老陈笑了,招呼两家人一起量尺子、拉灰线，那天晚上，巷子里灯火通明到很晚，叮叮当当地拆墙声、钉管声混在一起，倒像是过年。
半月后,张家墙内移了整整八公分，墙头砌了个小花槽，种了太阳花；李家屋檐新接了乳白色的水管，贴着墙根流成一条弯弯的细槽，槽里铺了青苔，丝瓜爬上张家的墙，葡萄藤探出李家的檐，巷口的老槐树下，两家人又坐在了一起，张家媳妇端出刚蒸的槐花饭，李家老太太拿去一把去年晒的干豆角。
有人问老陈,这调解有什么诀窍，老陈说：“哪有什么诀窍，不过是在法律的天平上，放上人心的砝码。”他抬头看看天，说：“你们看这条巷子，窄是窄了点，可阳光照进来，两头都是亮的。”
后来,村里人把这条巷子叫“八分巷”，不是八米，不是八尺，是八公分——那让出来的八公分，刚好够一颗心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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