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推进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提质增效

课后服务“升级战”：从“看管”到“育人”的艰难一跃

“双减”政策落地两年有余，一场静悄悄的变革正在全国中小学的课后时光里上演，北京试点引入非遗传承人开设“京剧脸谱绘制”课程；上海部分学校与高校合作开发“小小机器人工程师”项目；成都某小学将课后服务与田园劳动教育结合，开辟出“班级责任田”……这些看似零散的探索，背后是一个清晰的共同指向：中国义务教育阶段的课后服务，正从简单的“时间填补”迈向系统的“质量攻坚”。

这场提质增效的变革，直指课后服务的核心痛点，曾几何时，“课后三点半”是无数家庭的焦虑源，早期的课后服务，很大程度上是应急之策，功能单一，多以“看管”“托管”为主，内容乏善可陈，“写作业+自习”是普遍模式，师资也捉襟见肘，主要由本校教师轮流承担，在完成繁重教学任务后已是疲于应付，这种“低水平维持”状态，既难以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渴求，也无法承载深化“双减”、提升核心素养的时代使命。

当前的“提质增效”绝非锦上添花，而是势在必行的深刻转型，其内涵远不止于延长服务时间或增加活动项目，更是一场教育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是课程体系的重构，从“看管”走向“赋能”。 优质的课后服务，应是学校教育的有机延伸和有益补充，各地正在探索构建涵盖学业巩固、兴趣拓展、特长培养、社会实践等多维度的课程“超市”，浙江一些学校引入“项目式学习”，让学生在课后小组协作中探究真实问题；广东部分地区整合社会资源，开设海洋科普、编程思维等前沿课程，其核心是将选择权交给学生，让课后时光成为发现潜能、发展兴趣的“第二跑道”。

是师资供给的破局，从“独木桥”走向“立交桥”。 完全依赖本校教师，已无法满足提质需求，一场广泛的“资源动员”正在进行：一是挖掘校内潜力，鼓励有特长的教师开发特色课程；二是引入专业社会力量，如聘请退役运动员、艺术家、科技工作者、能工巧匠担任兼职教师；三是借助高校及科研院所力量，开展课程合作与志愿者服务；四是利用数字化平台，共享优质课程资源，北京推出的“校外教育合伙人”计划,便是构建多元师资体系的典型尝试。

是评价与保障机制的重塑，从“软任务”走向“硬指标”。 提质增效不能只靠热情，需要科学的“指挥棒”和坚实的“后勤部”，一些地区开始将课后服务质量纳入学校督导评估体系，关注学生的实际获得感和参与率，财政保障机制也在完善，通过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服务性收费等方式，确保可持续运行，更重要的是，正在探索建立符合课后服务特点的教师激励与取酬机制,让教师的额外付出得到合理回报。

这场“升级战”仍面临多重挑战，城乡、区域、校际之间的资源不均衡如何破解？如何确保引入的社会课程规范、优质且普惠？教师负担的“红线”与专业发展的需求如何平衡？安全责任、经费管理等实操难题如何细化？这些都需要更精细化的政策设计和更持续的创新探索。

归根结底，课后服务的提质增效，检验的不仅是教育系统的管理智慧，更是我们如何看待童年、看待成长的价值尺度，它不应是学科培训的“隐形战场”，也不该是漫无目的的“时间消磨”，它的理想模样，是成为一片肥沃的“教育中间地带”——知识与应用握手，兴趣与毅力相伴,个人成长与社会连接相通。

当放学铃声不再意味着教育活动的戛然而止，而是开启另一段充满期待的可能旅程，我们才真正为孩子的全面发展，托举起了更有弹性、也更富营养的时空，这场关乎亿万家庭福祉、关乎国家未来人才根基的“提质”行动，每一步都需扎实，每一环都需用心，因为，课后服务的质量,最终定义着我们为孩子提供的教育生态的厚度与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