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因为历史原因，很多事情比较复杂，已经难以穷究真相，也就对于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语焉不详，即便有也是充满了各种猜测，并非真的就知道为什么。甚至，编写史书的时候也是如此，很多事情语焉不详，有的还用了迷信的思想去解释，当然也就让人们如坠五里雾中，认不清东西南北了。流传时代久远，事情真相不明，传说众多，谣言还不少，各种版本的都有，于是，人们也就不求为什么了，只是知道有那么个事，过一段时间，甚至连那个事情都忘却了。毕竟，人们善于遗忘，要是不经常提起，不经常刺激，当然就记不住了。历史只负责忠实记录，但对于“忠实”二字都做不到，也就只能记载一些帝王将相的家事了。
帝王喜欢愚民，宁可让人愚不可让人智。很多事情不适合宣传，也不适合让老百姓知道。譬如那些宫闱秘史、皇权争斗、贪污腐败等等，也就按下不表了。而那些适合公布的事，就要大张旗鼓地搞宣传。譬如免除几年徭役、赋税，赈济灾民，为民求雨，信奉佛教或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等。也就是说，老百姓只能知道帝王想让他们知道的事，而不能知道帝王不想让他们知道的事。即便如此，倘若不是亲身经历，老百姓知道的事情也只是冰山一角，大多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除此之外，帝王还要用封建迷信迷惑人们，不让人们接受普遍的教育，把很多事情的出现归结为天命，归结为掌权者做了不好的事情，以此来搞政治斗争，打击对立面。那么，愚民的结果就是老百姓变得没有文化知识，就更别提科学的态度和思维方法了，或许愚民政策可以解释古代没有科学产生的原因。帝王还要神化自己，给自己编造很多神迹，还要自称为天子，让全天下的老百姓顶礼膜拜，由此获得超级话语权。以至于“君无戏言”，“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说个玩笑话，大臣都得山呼“皇帝圣明”。如此一来，还有什么事情能查出真相的？就更别提报道真相了。老百姓早已经愚昧和麻木，不再关心国家大事，只求自己安安稳稳活下去就行了，就是做牛做马也要活下去，而不能有什么反抗帝王的行为产生了。只有当他们吃不上饭的时候，才会铤而走险。
从皇帝到地方官员都在贯彻愚民政策，也都具有很大的话语权，而老百姓失去了话语权之后，就只能听从整个官僚系统的官员做主了。官员说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也是；官员说不是什么，就不是是什么，是也不是。而从朝廷到地方官员的命令传达过程需要时间，执行过程也是层层衰减，更何况地方官员要层层加码，搜刮民脂民膏。于是，很多命令传到地方就不痛不痒了，很多地方上的事情不能动达天听，被地方官员“捂盖子”了。就是皇帝知道一点事情，问起来也只能找地方负责的官员来问，而不会找已经失去话语权的老百姓来问。于是，地方负责官员早就想好了应答对策，委婉地说明一下就行了，不会受到追究，更不会负什么责任。那么，事情也就只会在民间流传，流传一段时间，就成了故事、笑话，而变得不真实起来，渐渐地，人们也就忘了。哪里还会有人追究为什么？
古代官员的责任不是追究为什么，而是要让事情赶快过去，哪怕稀里糊涂地过去也行，只要没人追究就算是万事大吉。能“捂盖子”，不让事情泄露，当然最好，要是“捂盖子”不严实，消息泄露出去，就要想方设法应对上面的盘问，同时要多花银子，把事情搪塞过去，要是有读书人想弄明白为什么，就会横遭打压，因为官员们都知道，只要把想弄清为什么的人控制住，事情就算是解决了。没人会在乎那些事情，即便皇帝要求公开事情的处理结果，也早就有师爷把文案炮制好了，张贴出去就行了。于是，事情很快就成了过去的事情。过一段时间人们就忘记了，当然即便有人提起来，也就不知道为什么了，只能猜测原因，但时间已经洗刷了一切。由此来看，历史上的很多事情都不可信，因为那些事情只是事情，却不知道为什么发生，或者只是编订史书的人随意揣测，或者是被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改写了的事实，当然也就不是真正的事实了。
不知道为什么的人们很快乐，因为他们只会抱了看客的目的，看个热闹，跟着呐喊几声，却不去问个为什么，谁想问了，谁就是和官府过不去，谁就要受到大家的谴责，为什么非要做那根出头的椽子呢？何况官府里都是青天大老爷，质疑青天大老爷就是和人们做对，甚至会把灾难带给人们。于是，人们纷纷远离那些质疑的人，甚至会把他们当做异端，当做疯子，就连亲人也不理解，要和他们断绝关系了。
如此一来，人们就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有事情发生，而事情的原因就只能让那些具备话语权的人来说明了。而很多这种说明说出来和没说出来没什么两样，官话套话一大堆，弄得人们越发不知道为什么了。渐渐地，竟至于连问个为什么的人都没有了，还到哪里去找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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