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０年前的那个金秋１０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和将台堡会师，震惊世界的长征胜利结束。这是党领导人民军队的光辉胜利，也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
时空变幻，精神永恒。８０年过去，红军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更加凸显，对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中华民族的意义更加深远。那么，当年红军为什么要长征呢？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红军长征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敌人实力强大，二是我党犯了错误。
１９３３年９月，蒋介石集中５０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围剿”的政策是“堡垒推进，步步为营”。为此，蒋介石在庐山组建了一个军官训练团，聘请德国、意大利、美国等国军事教官组成军事顾问团，专门讲授“围剿”红军的战术和技术，同时筹措经费购置大批军火。随着战局的发展，国民党军队逐步占领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大部分地区。
这个时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我们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他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否认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要求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路线，主张攻打中心城市，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同时，“左”倾教条主义在组织上主要表现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军事上则是军事冒险主义。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左”倾领导者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使红军在战略上完全陷入被动。当时红军的战法是“堡垒战、阵地战与短促突击”，和优势敌人拼消耗。这种打法只有军事实力对等的情况下才有效。蒋介石集全国的财力和军力于一身，而中央红军只有不到１０万人，加上苏区财力物力有限，劣势显而易见。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党和红军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
考虑重开革命新局面，中共中央主动进行战略转移
在粉碎敌人“围剿”已经没有可能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在１９３４年５月提出了战略转移的设想，并报告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回电，对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持暧昧态度，不说让走，也不说不让走。但即使如此，中共中央还是派出了红七军团远征，目的是调动牵制包围苏区的敌人，但由于兵力太少而没有达到目的。随后，又派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这样做有调动敌人的意图，也有为中央红军转移探路的考量。红六军团后来和红二军团会师，联合行动。
由于中共中央执行了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使得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围剿”下处境十分艰难。于是，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动撤离中央苏区，前往湘西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师，重建革命根据地，重开革命新局面。
原来相对稳定的战略格局被打破，局部长征最终演变成整个主力红军的长征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可是，其他各地红军并没有失败，为什么也要进行长征呢？
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使其他各地红军受到国民党军越来越大的压力，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当其冲。在这些根据地当中，除了中央苏区之外，比较稳定的就是川陕根据地。张国焘确实担心自己成为国民党军“围剿”的下一个中心。他撤出来和红一方面军会合，也是为了“大树底下好乘凉”。但他没有想到中央红军损失那么惨重，这也是他野心膨胀的重要因素。
另外，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长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敌情严重，创建和保存革命根据地十分困难；红二十五军转移也是由于国民党军加强了对鄂豫皖地区的“清剿”，坚持当地革命斗争已十分困难。
因此，各地红军相继长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打破了相对稳定的战略格局。
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成为直接影响长征决策、进程和方向的重大因素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开始，“华北事变”则是日本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奏。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但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直接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加快了其侵略步伐。
中国共产党人绝不会坐视中华民族的沦亡，红军虽然身处逆境，但仍然站在挽救民族危亡的第一线。在长征开始前和开始后，中共中央先后组织了两支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这个时期党的宣言和文件中，更是把“抗日”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伟大情怀和责任担当，所以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仍然能够实现两个联系：即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和政治上的战略转变密切联系起来，把红军前进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联系起来。
抗日救亡，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对红军长征必然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
“祸兮福所倚”。一场惨痛的失败，开始酝酿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伟大的转折；一次即将开始的艰难行程，最终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新华社北京８月１日电 翟清华、蔡琳琳、李悦）
